我常说的「风险不对称」,准确讲叫赔率不对称——我押上去的东西,和可能拿回来的东西,不成比例。但赔率只讲了一半,另一半是概率。两者乘起来,才是一笔买卖的全部。
我付出的钱,是当场就没了的,实实在在的成本,一分不差。我拿回来的,却只是一个概率——可能这样,也可能不那样。
这就已经不对等了。定的东西押在不定上,天生吃亏。
| 抛硬币 · 正面 | 赢 1 块 |
| 抛硬币 · 反面 | 输 3 块 |
| 硬币本身 | 公道的,五五开 |
| 赌局本身 | 不公道的 |
对了,我多赚几个点;错了,本金亏一大块。赢的时候赚小钱,输的时候亏大钱——这就是不对称。
硬币是公道的,赌局是不公道的。聪明人不参加这种局,哪怕他觉得自己猜得准。猜得准救不了糟糕的赔率,只能让你慢一点输。
低到反过来:正面赢 3 块、反面只输 1 块。到那个位置,我判断错几次都不要紧,对一次就够本。
赢的时候要赢得够多,输的时候要输得够少。这个比例不站到我这边,我就不下注。
这也是我为什么老要那个折扣。不是我喜欢便宜货,是便宜本身把赔率掰过来了。
赔率是价钱给的,清清楚楚,我看得见。概率不是。概率在我脑子里,是估出来的,估错了没人退钱给我。
所以我从不假装自己能算准概率。我要是说「这家公司明年有七成把握增长」,那是我在编。我只做三件事:判断这件事大致偏哪边、判断偏得够不够明显、然后问自己——万一我完全错了,会怎么样。
真正算得清概率的机会少得可怜。一年碰上一两个,已经算好年景。剩下的时候,我宁可承认自己不知道。
赔率再高,单看是没用的。得把它和概率乘起来,得到一个数,叫期望值。期望值为负的局,进去就是慢性失血。
| 情形 | 赔率(赢/输) | 期望值 |
|---|---|---|
| 七成把握 | 赢 1 块 / 输 3 块 | −0.2,仍是亏的 |
| 五成把握 | 赢 3 块 / 输 1 块 | +1.0,这局能做 |
| 两成把握 | 赢 5 块 / 输 1 块 | +0.2,好买卖,下小注 |
| 两成把握 | 赢 1 块 / 输 1 块 | −0.4,白忙 |
以上为算术举例,非任何真实标的的数据。
看第一行:我七成把握,照样是亏的。看第二行:只有五成把握,反而能做。所以概率不用精确,只要明显偏向我就行。
这就叫模糊的正确。我要的不是算得准,是不用算得准也能赢。安全边际的另一层意思就在这儿——它替我的无知兜底。
这两件事得分开说,不然容易混。期望值回答的是这局值不值得下场;凯利公式回答的是下了场以后,押几成。一个管方向,一个管分量。顺序不能倒——期望值为负,根本没有资格谈下多大。
凯利公式长这样:
看着挺漂亮。可它有个前提:赢面得估得准,赔率得算得精。这两样我做不到。赢面本来就是我脑子里猜的,猜偏一点,公式给我的注码就跟着偏一大截。把一个估不准的数,塞进一个对误差很敏感的公式,出来的是精确的胡说。精确的胡说,比诚实的模糊危险得多。
| 问的问题 | 期望值 | 凯利公式 |
|---|---|---|
| 回答什么 | 这局值不值得做 | 值得做的话,押几成 |
| 要什么输入 | 赢面的大致偏向、赚亏的幅度 | 赢面估得准,赔率算得精 |
| 我做不做得到 | 大致能 | 做不到 |
| 我的用法 | 照用,为正才出手 | 不用,改用价格折扣 |
拿前面那局「五成把握、赢 3 块输 1 块」套一下:0.5 乘 3 得 1.5,减去 0.5 剩 1,再除以 3,凯利告诉我押三成三。听着合理。可要是我把赢面估高了——真实只有四成——同样的算式只剩两成。公式没算错,错在喂进去的数。它不会提醒我估错了,只会把我的错误放大成一个看起来很精确的注码。
以上为算术演示,非任何真实标的的数据。
所以我不拿它当尺子。我用什么替代?价格上的折扣。同样一笔钱,买得更便宜,效果跟「算准了该下几成」差不多,可我不需要先假装自己算得准。
再往深一层:凯利公式教人算「该下几成」,算偏了顶多赚得少。可我这行真正的风险不是赚少了,是下错了死掉。所以我把问题反过来问——与其算该下多重,不如先保证,下错了也死不了。这就是安全边际,这就是「亏小钱,或者不亏钱」的结构。
行,但得加两个条件,缺一个都不行。
还有一层你得留意:赔率高,常常正是因为概率低。市场肯给你便宜价,往往有它的道理,可能是真坏消息,也可能是我没看见的东西。所以我要求的是两头都站得住——概率别太低,价格又明显偏低。只有一头,我不动。
这句话是我整个方法的骨架。赔率由出价决定,出价由我决定,所以赔率我能控制。概率由世界决定,我只能猜。
人最容易犯的错,是把这两样混为一谈:因为看好一家公司,就愿意为「将来会很好」多付钱。可那个「将来会很好」是概率,不是现金。我付出去的是确定的一笔钱,收回来的却是个概率——我不拿确定的钱,去买不确定的东西。
还有一层人性:大家都愿意相信好事会发生,这些可能性早被算进价格里了。我为还没发生的好事付钱,等于替别人承担了他的乐观。我宁可等它发生。价格掉下来了,不确定性还在,但我付的钱已经替我把风险扣掉了。等不到,我就不买。
打棒球,没有好球不挥棒,不算三振。错过一家好公司不亏一分钱,买贵了才亏。
是一回事,而且这些话大半是他教我的。他讲得更狠:会亏光的机会,一次都不能有。赔率再漂亮,只要存在本钱归零的可能,就不是机会,是陷阱。这一条我完全照办。
我们一致的地方有三处:第一,都把概率和赔率乘起来看,不单看一头;第二,都宁可不做,也不做错,机会少不要紧,做错一次要命;第三,都相信等待本身有价值——好球不来就不挥棒。
要说不同,是着重点。他更爱「反过来想」:先问怎么才会输光、怎么会判断错,把愚蠢的地方堵住;他还爱摆一张心理偏误的清单,提醒人别被自己的情绪骗了。我呢,更贴着价格说话——我关心的是这一笔我付多少、能拿回多少。说白了,他把「避免愚蠢」放在「追求聪明」前面,我是把「出价」放在「预测」前面。底层是同一套东西。
说到底,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。没人知道。我只知道我付了多少钱。
价格是我唯一能控制的东西。前景、利率、别人怎么想,我都管不了;出价多少,是我自己的事。所以我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价格上,而不是放在预测上。
赔率是价格给的,概率是我自己估的。价格我能确定,概率我不能。所以我要的那个价格,必须低到——错了不要紧,对一次就够本。